该平台实现了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庭审视频的统一汇集和权威发布，目前已有1389家地方法院实现了与中国庭审公开网的联通。

试点项目开始大约一年后，法院改变了举手赞成到举手反对的程序——例如，除非一方当事人坚决反对，否则法院会假定所有法庭诉讼的当事人都同意视频录像。虽然法官最初通知IT人员在编辑信息时要删除机密信息，但最后证明这项任务太过于繁琐且耗时较长，法官决定不再将摄像机拍摄的录像上传至官网。

很多诉讼类型和案件类型都进行了视频录像。密苏里州东区法院 该法院自2012年8月20日起实施试点项目。这种不可见性对一些法官来说很重要。随附的几个附件向试点法院提供了相关实施指南。在所有被录像和公开的听证会类型中，处分性动议的听证会数量最多（24个，占公开听证会的22%），但同时证据性听证会也比较突出（19个，占公开听证会的17%）。

在线调查问卷要求法官评估视频录像带来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从无影响到影响很大，或者标记无意见。在某些情况下，通知和同意程序对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来说比较费时间。[19] （四）立法民主性总体评价 整体考察：立法民主性的总评得分是70.6，这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基本民主、尚不充分，还有较大的完善空间。

同时，五档赋值中前两档归为好评，第三档归为中评，后两档归为差评（此赋值和归档方法下同，不再重复）。再加上相关资料（如立法信息）与提供者的自身利益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也很难杜绝数据造假的问题，所以在多年客观性法治评价的基础上，尝试以主观评估为主的思路是有一定道理的。[5] 朱景文主编：《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而社会科学研究则可以帮助我们在微观层面上探究具体的因果关系和影响机制，从而深入地揭示微观机制和宏观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

国务院各部委、拥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和人民政府也大都根据立法工作需要制定了相应的程序性文件。公众的差评率高达73.4%，又远远高于专家（26.3%）和执业者（43.8%）的差评率，甚至超出了后两者的总和。

立法公开性得分为72.5，算是中规中矩，毕竟通过各种途径公开法律文本相对容易操作。人民通过遵守法律规范而获得的幸福感、安全感、确定性、透明度要比单纯比较法律条款数量、法律渊源层级等更有说服力和解释力。[16] 参见苏力：《市场经济对立法的启示》，《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其次，即使某些常识确实具有代表性，被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认可，它也有可能是错误的。

（一）立法公开性 立法公开是现代国家立法工作的一项基本民主原则，也是立法参与和遵守法律的前提。我们把专家参与立法指标细分为专家参与立法的程度和专家参与立法的作用两个四级指标。为此，对立法活动与法律规范体系进行系统的宏观立法评估，把握各类法律主体的真实感受，问诊法治发展的优势与弱项，摸清行动中的法律法规的整体情况，便成为一项极其迫切的研究课题。[20] 即便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出台的法律案，公众实际参与程度也相当有限。

在针对公众设计问题之时，我们充分考虑了普通公众的知识背景、认知情况等与法学专家和法律执业者之间存在的差异，预先进行了针对性处理。结果显示：法律执业者对立法工作中的法律完备性评价最高，好评比例为57.4%，差评仅为7.2%。

再次，即使常识确实正确，我们也无法仅仅依靠常识本身来明确其适用范围。（2）针对了解正在审议的法律草案的内容问题，全体被调查者的总评分是68.2，三种问卷的总和好评率、中评率、差评率分别是26.3%、37.1%、36.6%，相较于前述查阅法律的评价，好评率低了近乎三倍，差评略则高了一倍多，二者间差距明显。

各选项中，全面实现了有法可依赋值90，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赋值80，一些领域存在法律空白赋值70，许多领域存在法律空白赋值60，普遍存在法律空白赋值50。再次，缺乏细致、具体、可操作的程序性规定，对于出现超越法定权限、与上位法相抵触等情形的法规和规章，究竟应当如何启动改变或者撤销的程序，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二）立法合理公正程度 这个指标反映立法是否体现公平正义、高效合理原则，并在多大程度上与人们的公正观念相符。实践中，的确存在专家参与立法的渠道不畅通、专家参与立法的体制机制不健全、专家在立法中的作用发挥不够等各种情况。据人民网2009年的一篇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通过各类媒体公布和广泛宣传，引导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上调查表明，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利益的多元化，现性立法征求意见的做法的主要局限性在于缺乏程序保障和透明度。

（二）对司法解释的监督 针对该指标，法律执业者和法学专家需要回答以下问题：如果某个司法解释出现了超越法定权限、同法律相抵触等情形，有监督权的机关对此进行审查和纠正。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后将法律草案及其起草、修改的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但是经委员长会议决定不公布的除外。

三是立法民主、价值优良、社会参与、凝聚共识。相对而言，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民商法的完备性得到较高评价（好评+中评占比分别是95.1%、86.7%、83%），经济法、宪法和宪法性法律、行政法的完备性处于中等水平（好评+中评占比分别是75.4%、63.8%、62.9%），社会法则在完备性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本文侧重研究对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监督和对司法解释的监督问题。

这表明法律执业者和法学专家均认为实践中有权机关对于法规规章的监督确实具有一定作用，但并不具有压倒性优势。[18] （三）专家参与立法 专家参与立法是立法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确保立法质量和权威性的关键因素。同时根据专家履职情况及立法实际需要，建立专家顾问团和专家库的动态调整机制。简言之，既要确权又要立责。

结  语 通过前述对法律规范体系及相关立法活动所做的主观量化评估，基本摸清了当前我国法律体系创制与实施的基本情况。各选项中，非常完备赋值90，比较完备赋值80，基本完备赋值70，许多领域不完备赋值60，普遍存在法律空白赋值50。

评价最低的是社会法，差评比例达62.5%，可理解为尚有许多领域不完备。公众和专家的差评占比分别是25.8%和27.9%，说明无论是从老百姓的日常感受还是从法学专家的专业视角来看，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都有相当的完善空间。

因此，本研究报告的得分表现为两种，一种是百分制的得分，如法治实施体系得分68.7。第三，方法论方面，强调运行中的法治体系评估指标的逻辑融贯与协同一致，意在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就中国法律规范体系与立法效果进行的主观性评估还属于初步研究，得出的相关结论还有待有关专家和社会实践的验证。考虑到国际比较等多种原因，这显然是一种较为收敛和批评适度的赋值。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和批准的不适当的地方性法规。综合两项四级指标的评价结果，可以看出立法公众参与的总评得分是63.2。

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应重点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其一，增加有专业技术特长和法治实践经验的专职常委比例，让法律专家在立法机构中直接、经常发挥作用。1.公众问卷 针对公众的问题有两个：对于我国现行的法律，您认为法律该管的不管问题突不突出？对于我国现行的法律，您认为法律该管的不管问题突不突出？我们对不同选项所反映的法律体系完备性程度进行赋值，其中完全不存在赋值90，不太突出赋值80，一般赋值70，比较突出赋值60，非常突出赋值50。

[15] 参见周旺生：《论法之难行之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3期。具体而言，查阅法律的好评率（66.5%）远远高于了解审议内容的好评率（26.3%），与之相反，查阅法律的差评率（17.6%）又大大低于了解审议内容的差评率（36.6%），其理由一如前述。

立法完备性由法律体系的完善性和立法机制的完善性两个三级指标组成，前者得分71.8，后者66.2，二者相差5.6分。各选项中，非常突出赋值50，比较突出赋值60，存在这种问题赋值70，不明显赋值80，不存在赋值90。